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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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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十计划发布时间:2018-10-14 15:36:08

    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 杜云峰律师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拨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弦,因为此次事件的受害者是所有人群中最弱势的群体-无辜的幼儿;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事件撕扯着人类道德的最低限。因此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引爆了整个网络,夹杂着各种因素。

    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声音中,如何保持住最基本的客观、严谨和理性,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从更深层次解决问题,预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是人们更为关注的焦点。这就需要从法治和德治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从法治角度,第一是法律关系的界定。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属于国家教育事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教育事业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幼儿园及其工作人员与幼儿之间的保育、教育关系主要是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等,都对幼儿园及其工作人员与幼儿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了刑事、民事、行政的立体法律界定。

    第二是法律责任的确定。违法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结合“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目前确认的事实和证据,首先是刑事责任,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九条,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触犯本条规定的,构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该幼儿园用针扎等方式虐待幼儿的老师已经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并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刑法第三十七条增加一条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如果该案最后法院判决犯罪嫌疑人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则法院可以判决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至五年内从事幼儿园等教育职业。其次是民事责任,幼儿园教师在教学期间对幼儿实施殴打、虐待等行为,对幼儿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存在过错,幼儿园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应赔偿受害幼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应结合受害幼儿年龄、被殴打等虐待行为次数、地点及后果等酌情确定;造成残疾的,还应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第三是行政责任,比如有关机关免去该幼儿园园长职务,要求该幼儿园全面整改等。

    第三是证据。承担法律责任需要运用证据对待证事实予以证明并被法院采信,从而论证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进而承担相应的责任。该事件中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证据,怎么取得证据,证据的证明力等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点。比如监控录像是很重要的证据,怎么取得?可以在第一时间报警后由警方调取。录像本身是否对幼儿园所有幼儿活动区域全覆盖?录像本身是否完整连续?如果有不完整的,怎么办?这就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充,比如不到三岁的幼儿的陈述,能否作为证明其他幼儿被侵害的证据?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不到三岁的幼儿能够清楚表达,进行事实陈述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正是出于对证据的考量,我们引申出在全国所有幼儿园都必须装有监控摄像头,而且摄像头必须对幼儿所有活动区域包括幼儿上厕所都要全覆盖,而且需要保存一年以上等等,这样的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更深层次解决问题的制度方案设计。

    然而,查阅众多相关案例,我们发现全国有很多虐待幼儿的案例,仅仅“红黄蓝”幼儿园,就有多次虐待儿童的事件发生。2015年吉林四平“红黄蓝”幼儿园就发生过同样的虐童事件,人也抓了,法院也判决了,都是三年以下,现在那些“老师”快出狱了,而当年有的孩子还在接受心理治疗。2017年4月大红门“红黄蓝”幼儿园也发生过类似事件,直到这次事件的爆发。假如这次就是判刑了,也是三年以下。几年后“老师”就又出狱了。问题是如何预防以后所有幼儿园的幼儿绝对安全?

    我们可以从刑事立法层面上,建议改进证据规则,比如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统一要求幼儿园必须全程全面对幼儿所有活动进行监控录像,一旦监控录像丢失或者不全面,则丢失或者不全面部分的举证责任由园方承担;可以建议修改法律以增加虐待被看护人罪的法定刑幅度及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的年限,从而增加违法成本,加大刑罚的震慑性;从行政立法层面,建议修改完善相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关于对幼儿园的监管、巡查和处罚力度,建立飞行检查制度和定期专项巡查制度,将长效监管和不定时抽查相结合,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从司法层面上,建议增加民事责任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以体现对幼儿的特殊保护;从执法层面上,行政执法具有积极主动的特点,建议各级相关主管行政机关更加积极主动的履行各项监管和检查职责,让纸面上的法成为切实保护幼儿身心健康,清除各种不法分子的活法,切实起到法治应有的作用和效果;从法治宣传角度,建议政府、社会、学校和父母家庭共同大力宣传如何防止儿童被侵害的知识等。

    然而,做到上述这些尚不足以预防全国幼儿园所有幼儿的安全。因为法治的所有环节之核心是人,如果法治思维、法治精神、法治文化不能深入人心,法治的实践必然大打折扣。因此法治教育刻不容缓。而且,法律规范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还有道德规范这样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伦理规范,事实上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比如亲情,友情,爱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尊老爱幼的道德伦理就不是法治能规范的,是需要强大的社会道德规范来约束的。因此,习总书记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就需要大力加强社会道德伦理建设,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就需要切实落实十九大精神,改革发展理念,在教育、医疗等领域遏制过度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要坚持和强化这些重要领域的公共服务性和公益性,从而才能改变单一的追求经济效益的模式和评价体系,从而真正实现德育在先,师德在先的教育发展理念,进而从深层次矫正心灵的扭曲。而不是简单的服刑两年多,出来可能变本加厉的窘境。这就需要各部门系统整体的联动。

责任编辑:苏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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